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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 《诗人》刘浩导演:以有限的人生在更多的电影中表达以此对抗不停息的时间

  • 发布时间:2018-11-08 09:43
  • 4.09K
  •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多年来一直从事独立电影制作的刘浩,导演的作品《陈默与美婷》、《好大一对羊》等在电影界口碑极佳,但是他却并不为大众所熟识。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很难将这个在北京的地铁上,公交上,或者某辆自行车上,穿着格子衬衫,背着普通黑色背包的中年男人与文艺片导演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

      刘浩更愿意隐没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安静而仔细地观察普通人的生活,或者举起相机记录人海中某个转瞬即逝的瞬间。他电影里像是的场景和丰满的人物形象便来源于此。

      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带动一系列深刻的思考,而伴随着思考而来的是强烈的表达,毫无疑问,制作电影成为了他自我表达的最佳渠道。当年辞去上海的工作毅然赴京进行电影的学习,最大的动力便是对电影的热爱,“电影就是我的精神鸦片”。

      他曾如此表达自己对电影和时间关系的态度:“以有限的人生在更多的电影中表达,以此对抗不停息的时间”。以上个世纪十年代为时代背景的新作《诗人》无疑承袭了这样一种态度。

      2018年10月22日,即将带着新作《诗人》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刘浩接受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记者的采访。

      刘浩:电影的时间线年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中国社会处从改革开放初期向发展期转变这一特殊时代节点上。进入到90年代,随着改革程度的加深,每个人遭遇到的变故也会更大:曾经熟悉的一切,比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一段情感的相处方式,在一夜间,甚至在一个瞬间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快速又突然的,很容易让人陷入迷茫。在做好准备的状态下,有些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由时代带来的巨变都会带来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让人迷失。

      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涉及到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有一个情节是矿山的一个工人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被抓起来了,这件事情的时间点是1983年,和著名的“严打”事件相呼应。除此之外,在电影里也频频出现“万元户”、“三角债”等一系列富有年代感的词汇,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常常由人物之间的对话反应出来。这个时代富于变化,我想要表达的事情很多,但是由于电影这一文学创作形式时长的限制,不能逐个呈现在影片中。相信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或者从书本等渠道对那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观众会特别有感触。

      刘浩:坦白来说,这个故事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原型。它更多的是跟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有关。我所看见的、听见的,也包括童年的记忆,所有的一切杂糅在一起,在某个瞬间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一直有一种想要回到那个年代的想法,想要回到在记忆里那个无比熟悉的时代。我们常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文化高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我来说,中国近代也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时代,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新式的,扑面而来。频繁出现的新鲜事物和思想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引起人们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无时不刻的新鲜事物冲击、不断的反思和追问成就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时代。

      然而,身处于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遭遇到困境。这种困境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是选择随波逐流,急流勇退?还是积极地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抑或彻底放弃?每个人在这个节点上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这就构成了整部戏的一个底色。整部电影同时也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社会人物群像,如果当时预算允许的话,我还想就其中各个人物的故事进行展开。

      刘浩:如今这个年代,哪怕是发一条抖音视频,都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契机,但是,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改变命运的手段是十分有限。那个年代,对于广大热爱文学的青年人来讲,有时候”码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相较于文章的写作,诗歌的创作更为自由,解读的空间更为广阔,所以“诗人”成了一个很玄妙的概念。当时,诗作哪怕发表在一份小报上,只占一个小版面,也是当地的一个重大新闻,到哪里都前呼后拥,仿佛整座城市都是他的。虽然并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跟风因素,但是这也表现了一种社会趋向:在社会的意识中,文学是尊贵的、受到追捧的,人们的追求是积极向上的,并不是媚俗的。我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处于什么时代,这种崇尚文化的精神都是需要始终保有的。以“诗人”作为电影片名,其中涵义是多面的。电影的片名《诗人》更多的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风骨,一种向上的,诗意的精神,同时,成为诗人也是当时社会流行崇尚的一种改变自我命运的方式。

      记者:影片中有两个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但是诗人李五的妻子陈蕙似乎才是这个故事中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刘浩:陈蕙是在不经意间中成为了生活中的诗人,尽管她自己不一定能意识到。她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很朴素的:她爱自己的丈夫,是女人对男人的那种爱,也是母亲对儿子的爱。她才是离诗歌本身最近的那个人,因为这个故事里的其他人追求诗歌都或多或少带着某种功利的心态,都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也使他们离诗歌本身很遥远了。但是她对丈夫的爱是纯粹的,她是带着诗意的态度去生活、去爱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了,当然也不能说一定没有,但是在我父母那一辈,这样的故事是很常见的。

      刘浩: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李五的悲剧来自于在寻找“未知的自己”的路上遭遇到“已知的自己”所带来的无助之感。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初衷和现状的背道而驰:感情上,有着对妻子的亏欠;事业上,作为一个诗人,他离开了自己的缪斯,一生都没有写出一首好诗,这样的状态催生出一种强烈又令人抑郁的无助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离开了妻子,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创作灵感的李五就像一具行尸走肉。这个角色最初是一个爱写诗、想写诗的人,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他被周围的大环境影响了,没有守住自己的初心,成了一个以诗歌写作为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人,这就使他偏离了“诗人“的角色。他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很不堪的境地:再也找不回过去的创作状态,失去了无论从生活上,还是从诗歌创作上都对他极为重要的爱人,写诗的初衷他也忘记了。

      其实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路上寻找未知的自己,但是在这条路上,也会经常遭遇到已知的自己。有的时候,当两者相遇,如果有幸二者能合为一体,所做之事即是心之所向,这是令人开心的事情;反之,当已知的自己和未知的自己撞了个满怀的时候,那种碰撞所带来的震荡是非常强劲的,有的时候足以改变整个人生。李五面临选择的人生十字路口是迷茫的,往前还是往后?坚持还是放弃?他彻底迷失了。所以死亡对于他来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没有办法再如同行尸走肉一样活下去了,安排他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去世也有一种生命无常的意味在里面。人生如此,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

      刘浩:这部戏里面有亲热戏,我想要把这个戏拍得一点。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是看不见的,其程度并不是和身体的裸露程度成正比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氛围。在构思的时候,我总是试着去找一种方法,来说明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对彼此的唯一性,因为有了唯一性才有排他性,这种亲密无间的感觉才能得到体现。于是我想到了毛裤,这个构想也来自于我的童年生活。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每一个人回家都会换上毛裤,就像今天的居家服。在我的脑海里面毛裤就是当时家庭生活的一个鲜明的符号。我在思考剧情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一幕拍得亲切自然又充满趣味性,于是我就想到了借助毛裤这样一个道具展现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特有的。除此之外,片中很多道具或者场景都具有一定的符号性,比如拉窗帘这个动作,老诗人在办公室里会做这个动作,李五接替老诗人职位之后也不自觉地模仿这个动作,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在向老诗人靠拢。

      记者:请问这部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哪?大概持续了多久?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

      刘浩:整部电影大部分的镜头是在新疆的一个无人区里进行拍摄的,矿区澡堂里的戏是在安徽取景的。实际的拍摄过程大概持续了小半年的时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拍摄过程中遇上了极端天气,有一次遇上了龙卷风,直接把布景里一座房子的房顶给掀翻了。我当时最深刻的感悟就是:拍戏就像一场“”,上山就像上战场一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基本全在工作当中,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状况的发生,颇有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感觉。另外,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得益于美术老师出色的工作,我们有机会在布景上原汁原味地还原那个年代的感觉。从无到有还原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年代场景,其中的成就感是很强烈的。

      刘浩:在电影选角的时候我并不会刻意考虑用素人或者著名演员,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件很讲机缘的事情。我在准备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朱亚文和宋佳,大家交流之后发现在对于剧本理解比较一致,在重要的条件上也能谈得拢,就确定了合作关系。我很有幸跟两位主演合作,他们对表演、感情的把握很好,整部影片的年代感都被诠释得很好。

      刘浩: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主要用钨丝灯照明,钨丝灯暖的光源让我的记忆很深刻。这种设定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于我的记忆和个人习惯,我从小就比较偏爱这种感觉,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晚饭,桌上的碟子红红黄黄的,在钨丝灯那种暖,有点昏暗的灯光下有一种那个年代家特有的暖意。这样的画面特别容易引起人的通感,仿佛耳边就响起了哪家厨房正在做饭的声响,还能嗅得到饭菜的香味。一家人在桌旁边吃饭边听广播,邻居之间还会时不时地端着饭菜互相串门,这是我记忆里那个时候的家庭生活,尽管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记忆犹新。暖的钨丝灯光总是给我一种暖意,是冬夜里潮湿冗长的小巷尽头,家的召唤。

      刘浩:我最早在上海上班,后来辞职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编导专业。因为那个年代的视听载体并不像今天这样五花八门,一些电影方面的基础性的知识一定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环境进行系统性的学习。

      选择进入电影行业的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喜欢”,并没有特别高尚的理由,对我来说,电影就是我的“精神鸦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开始痴迷话剧,当时尝试写过话剧剧本。后来,我逐渐发现话剧剧本的写作已经无法满足我内心想要表达的强大了,当时正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年代,我看了大量他们的作品,这种感觉越发变得强烈。又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于是就决定投身到电影行业。归根究底,拍电影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表达,用电影记录我所熟悉的一切,我经历过的一切,我的观点,我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感悟。

      刘浩:我拍摄第一部作品的时候,因为经济的原因选择自己做编剧,也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从事写作相关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当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意外地发现反响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之后也形成了一种工作惯性。我有很多剧本都在世界范围内获过奖,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这样的工作模式也给我的电影作品制作过程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效率并节约了成本。

      说到底还是要感谢这个时代,尽管它总是在变化,让人觉得无所适从,但这也促使我毅然决然地迈出了这一步。有时候觉得,时光不仅仅是催人老,还催人跑。

      刘浩:我遇到了一个很喜欢的导演,他的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就是希腊导演安泽罗普洛斯,看过他的电影之后我对电影本体的认知有了新的突破。他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兴衰、宗教、文学、诗歌、人心、人性全都融入一个长镜头中。他的影片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种影响并不一定作用于拍摄手法,更多的是,它改变了我对电影的理解。它让我看到了视听语言的另外一种可能,电影的另一面,以及电影的另一种魅力。

      刘浩:《诗人》是一部年代戏,当然,我也不否认会有年轻人愿意花钱买票进影院和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那个年代,但是我自己也明白这不会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选择。我自己并没有票房的追求,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所有投资方能收回成本。我并不期望这部电影能赚多少钱,对于我来说,能把这部电影拍出来,我想表达的事情得以表达,我就很欣慰了。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赚到钱,还能收获一些附加的无形资产,那我自然也是开心的。但是首先,我希望影片的成绩能对得起所有为这部影片投入过的人。

      刘浩:已经有了,但是现在一直在还在考虑中,没有做最后的定夺。七年前,我就完成了一个海岸线三部曲的创作,分别是《失踪者》、《风行者》、《惊惶者》。早前有过相关计划,但是一直没有确定实施,我觉得时间还不是特别成熟,还想再斟酌一下。另外,我还想再拍一部年代戏,我觉得这个过程很过瘾,虽然年代戏的各项成本都很高,但是,看一个地方从无到有,从图纸到具象,一个团队一起还原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这种满足感是无可比拟的。

      刘浩:不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的生活很简单,除了看书、读报、拍照、喝茶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平时也不扎场、不混圈,需要去哪里背上包就直接去了,我也不用供房,很自由。

      刘浩:我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很感谢自己的境遇,我觉得很幸运,能够经历很多别人无法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了,是无法逃避的,于是我把这些经历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素材库,有一天需要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2002年之前,我住在积水潭桥附近,那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周围的街区兜圈,观察周围的人。我很喜欢这种没于人群中的感觉,在地铁里,或者在公交车上,离人群很近,能够很真实地感受人们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由生活带来的灵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教给我的比我在任何地方学习的都要丰富。我很享受真实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导演仅仅是一份职业,本质上跟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但是时间久了周围各个阶层的人群都跟我很熟悉,以至于在拍摄《陈默与美婷》,很多当地居民都自发地来帮助我,这让我很感动。

      刘浩:我认为两者没有明确的分割线,记得一位我曾经的老师说:“这个世界上电影只分为两种:好的电影和不好的电影”。我深表认同,对我来说,商业片和艺术片最大的不同体现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和关注内容上的不同,归根究底,二者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我个人认为,电影作品的票房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地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然而很多时候,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最终呈现出来的方式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每一次都会留下很多遗憾。而上一部作品留给我的遗憾,带给我的反思促使我在拍摄之后的作品时考虑得更加周全,我一直在努力缩小“想要表达的”和“表达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也让我感觉到快乐和满足。

      刘浩:我认为每个职业在社会当中都扮演一个角色,导演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他记录社会的一段历史、文化和风貌的同时,也传递出导演个人的,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诉求。与此同时,导演也期望能够借助电影这样的视听化手段改变这个世界。导演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情况忠实的记录者,在记录的同时,可能会融入他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我更加看重的是导演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身份,通过把一段记忆以具象化的方式客观地记录下来,呈现到大众面前,每个观众在观影后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这时,导演的作品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反思的可能。这种反思只能是自发的,导演是无法将它强加到观众身上。电影就如同社会的一面镜子,导演就是后面支起镜子的人。这面镜子我支起来了,至于能在里面找到什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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